国民党称沈之岳是早年奉命潜入共产党埋伏在毛泽东身边的戴笠手下，赴台后更成为“调查局之父”，被后世评为“蓝色007”；但另一说称，沈之岳根本就是共产党，且为共产党在台湾至死都未被发现的两大卧底之一。

国民党保密局驻舟山苏浙情报站站长沈之岳，或是两军潜伏阵营里的最大谜题之一。
国民党称沈之岳是早年奉命潜入共产党埋伏在毛泽东身边的戴笠手下，赴台后更成为“调查局之父”，被后世评为“蓝色007”、“继戴笠之后的第二代谍王”；但另一说称，沈之岳根本就是共产党，且为共产党在台湾至死都未被发现的两大卧底之一——此一说虽无可能有确凿证据，但沈晚年赴大陆洽病被中共高层当贵宾接待，却是事实。


被戴笠纳入门下


1933 年，22岁的沈之岳进入上海复旦大学就读。受共产党同学耳濡目染．沈之岳也读了不少共产主义书籍，开始积极参与支持工人运动。这种进步学生的姿态，加上复旦大学学生的优异背景，使他渐渐取得共产党组织的好感。经由共产党友人的引介，沈之岳进入浦东煤炭公司当工人，凭借突出的领导能力，为组织吸引了许多优秀工人。之后，作为罢工运动的带头者，沈之岳被国民党当局拘捕下狱。
斯时沈之岳虽然同情工人境遇，与左派青年接近，但并未加入共产党。戴笠见这位小同乡聪慧敏锐，少年老成，颇生好感。几经攀谈，沈之岳终被戴笠说服，并加入国民党地下工作者行列，接受戴笠单线秘密领导，戴笠指示沈之岳加入中共组织，潜伏其间。
经戴笠吸收之后，沈之岳旋即被释放出旗，他听从戴笠指令，不仅继续积极参与工人运动，更为了解中共组织情报，正式加入共产党，担任共产党在上海地区的情报交通(即传递情报)任务。


潜伏在毛泽东身边


1937 年春天，西安事变结束后不久，尽管国共达成第二次合作之协议，国民党当局对中共顾忌犹深，认定中共仍是心腹大敌，而隐蔽战线仍为决定双方胜负之主战场。戴笠长期观察沈之岳，认为他成熟稳重，心细如发，足以承担重任，命他深入延安，潜伏到共产党组织的心脏搜集情报。
沈之岳以其在上海从事多年工运的辉煌成绩，还坐过国民党黑牢，加上又有复旦大学肄业的学历，自修马列主义书刊、《共产主义ABC》，堪称标准进步青年。因此在他向组织申请进入延安，希望能到革命圣地“抗日军政大学”(原名红军大学)学习后，很快得到批准。
到了延安，沈之岳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就读，他精明干练，成绩优异，深为学校干部欣赏。
延安当局心里有数，来自祖国大江南北的进步青年里边，肯定混杂了不少国民党特务。除了严密甄别考察，教员常以突袭手法，想从抗大学生中揪出特务。某日，某教员正在课堂上对学生讲课，冷不防举起手来，指着后排同学吼叫：“你看，你看。那个国民党派来的特务！”胆小的同学立刻吓得脸色大变。派在学生群中的工作人员。便把面露惊恐的人的名字记下来。而在这类情况下，沈之岳从来都是面不改色，镇定自若。
沈之岳利用抗大同学关系，与共产党中央要员建立了不错的交情，趁机也介绍了不少同志进入中共各个训练机构受训，一面搜集中共中央机密情报。
由于在抗大表现优异，沈之岳毕业后被毛泽东拔擢为秘书人员之一，遂开始默默开展他的潜伏工作。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发布的若干重要文件以及沈之岳获悉的重要情报，都被秘密传递到重庆。

“一事二主。两边无伤”？


回顾沈之岳从1933年被戴笠说服成为国民党地下工作者、打入中共驻上海组织，到1941年冬天回到重庆，深入中共组织及中央核心历时9年。
曾与沈之岳有共事经验的张爱萍，对沈之岳有过如下评述：“沈之岳9年共产党员资历当中，7年是模范党员。他个性跟周总理很像，内敛、温柔而含蓄。”
1994 年2月，沈之岳病逝台北，台北《中央日报》刊载的追悼文章称：“传出中共前国防部长张爱萍，对沈之岳先生的评语是‘智勇双全，治国有方，一事二主，两边无伤’……”正是这“一事二主，两边无伤”，给外界留下无尽的猜想空间．但即使是再怎么靠近沈的人都不可能从沈嘴里听到半句解释。
1949年3月解放军开始渡江，大批国民党军撤往舟山，这时，沈之岳的新职为保密局“苏浙情报站”站长。他做梦都没有想到，在舟山站的这一年的任职过程，是毕生政治生命的又一转折点。
1950年3月，保密局破获了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共谍案。蔡供出中共华东局指派的地下党女党员朱谌之。朱携带包括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在内的重要军事情报跑往舟山后，准备俟机搭船，前往上海。
台北的保密局密电舟山的沈之岳，命令他务必逮到朱女，否则中共大军很可能会利用朱女传递的情报登陆台湾。心细如发的沈之岳，发挥与时间赛跑的精神，在十分危急的情势下，地毯式过滤舟山岛上四五十万军民，终于找到朱谌之下落，立予逮捕。
之后，沈之岳以老共产党员的资格委婉开导朱女，她终于供出和吴石一起窃取情报的全盘经过，吴石共谍案随之水落石出。沈之岳立了大功，蒋介石父子由此对沈印象深刻。
沈立功之时，正值蒋经国预备大力整顿特务系统的节骨眼。1950年5月，蒋介石任命沈之岳为“总统府资料组”石牌训练班副主任，主要任务是协助“总统府资料组”主任蒋经国，办理培养特务干部的石牌训练班。这也是沈之岳与蒋经国关系愈趋紧密的时期。
日后沈之岳任大陈防卫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4年多时间里，蒋经国到过大陈不计其数，他与沈之岳朝夕相处．渐渐感情深厚，沈之岳也成为不折不扣的“太子系”人马。
1958年春，沈之岳奉命回台湾接任调查局副局长，并于1964年升任调查局局长。
正是因此一役，沈之岳获台湾“调查局之父”之称。
1979年3月，沈之岳届龄退休。但蒋经国不让沈之岳离开身边，聘其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后，立命随从为沈在“总统府”蒋经国的办公室隔壁设置连间的办公室。直到蒋经国去世，沈之岳始终是国民党当局最受倚重的特务系统元老。


受到中共高层礼遇


沈之岳于1990年罹患末期前列腺癌，又于1993年11月转移扩散至肺部。这期间，沈之岳接受妻子徐露的劝告，到北京寻访名医诊治。赴大陆旅行期间，沈之岳下榻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惟沈坚持不接受大陆方面招待，旅馆费用全部是自掏腰包付清。大陆最高当局曾有意接见沈之岳，但他客气地婉拒了：“我来北京就是来看病，不为别的。”
而往昔老同学张爱萍，特意安排了明代名医李时珍的后人，为沈之岳治病，并到旅馆和沈之岳聊天。前国家主席杨尚昆则与徐露会面，说他希望多了解沈之岳离开大陆后去台湾期间的纪录，对大陆方面而言，台湾时期沈之岳的纪录是一片空白。
1994年2月，沈之岳病逝台北，享寿82岁。这名隐蔽战上的战士，从此走进历史，也带走了许多不留存于任何档案的秘密。

为了考证沈之岳在延安的活动，我曾专门查阅有关史料。不过，大概因为延安对国民党特务的渗透一向对应有道，沈的脱身而去是件令人尴尬的事情，所以大陆史料中对此记载十分简单。

从现有记录看，沈当时是随教授萧致平到延安考察，自称中央大学学生，以随员的身份于1938年访问延安的。到达后沈伪装“进步青年”，要求留在延安得到批准。与此同时，中共在陕北的反特一号人物，边区保卫处长周兴（负责对所有进出延安人员的审查，管辖范围和权力极大，当时人称“周半城”）和副处长王范都曾亲自对其进行审查。沈之岳聪明的地方在于他并不追求毫无破绽，而故意给了周兴一个小漏洞来抓 – 沈自称河南人，可是却带有一些浙江口音。这引起了周的疑惑，直到某次找他谈话，沈从容自若地谈到曾随舅舅在上海居住几年，巧妙地掩饰了这个问题。这种欲擒故纵的做法让保卫部门产生了松懈，但依然对他在大学读书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但是由于戴笠预先化大功夫为沈在中央大学作了工作，他的所谓学生身份有充分的证据，所以保卫部门的调查结果完满。

以此，沈之岳通过审查，进入了红军大学学习，不久入党。

周兴，本名刘维新，原是朱德军官教育团的老底子，参加过南昌起义，智勇双全，曾多次破获在延安活动的国民党特务案。解放后担任南京市公安局局长，云南省委书记，昆明军区政委，1975年病逝；王范是周兴的搭档，曾担任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但最终在文革中开枪自杀身亡。

能蒙了这两位，沈之岳可算精干过人。这段纪录，细细看来，其中却有一个破绽。

这个破绽就是，带沈之岳到延安的萧致平到底是什么人。

据记载，确实曾经有一个萧致平访问过延安的，但这个萧致平，显然不可能带着沈之岳打进来。

记载中的萧致平访问延安，发生在1937年4月，时间上和沈之岳打进延安并不吻合，而且，这个萧致平也根本不是什么教授，而是国民党陆军的少将高参，此人曾担任过国民党军的团长，师长，屡次和红军作战，是个标准的军人。他是作为西北行营中央考察团的一员，和涂思宗等人一起到达延安，和共产党讨论国共合作问题的。有趣的是萧还有一次在作战中被红军俘虏的经历，派他去延安，也是国民党表示诚意的一种做法。

萧致平在延安的访问颇为成功，drhsr，周恩来等都同这个“老朋友”打得火热。

但是此后萧再也没有访问过延安。

会不会是重名呢？

按照原公安部部长王芳的说法，带沈之岳来延安的萧致平原来是北京燕京大学出身，后到中央大学任教，“当时不太有名”，又有说法萧早年和国民党情治机关有一定联系，所以他才会证实沈的身份，很可能是有意为军统作一点帮助。

从这些记载看，萧致平并不是架空人物，但是，遍查中央大学的教师名录，甚至当时在内地的大学教授名录，却不见萧致平其人！

还是那位研究党史的老先生予以点醒，他说这个王芳是非常有经验的公安人员（曾长期担任drhsr的警卫工作，破获过“枪击毛主席专列”等案件），他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因此，在叙述历史事件时，有时会故意对一些人物的姓名，身份进行修改，以避免可能的不利影响。这里，他很可能是借用了国民党少将高参萧致平的名字，来掩饰这个引导沈之岳进延安的教授。其原因，很可能因为这位“萧致平教授”后来是有名气的人物，或者统战对象之类，不好随便议论。

不过，这段经历使沈之岳的特工素养提高很快，而且产生了不同于其他国民党特工的气质。

比如，他对自己同伴的不信任，就有类似克格勃的特点。

沈之岳回忆，在延安，曾有特务按照约定暗号试图和他接头，他却没有回应。这件事，军统方面好像没有哪个特务报告过试图和“沈辉”联系未能成功。

如果分析当时的情况，我推测，这个和沈之岳接头的特务，很可能根本没有回军统报告，而是死在了日本人手里。

最早听到沈之岳这个名字，还是在十几年以前。

一个亲戚曾给沈醉先生作助手，得闻不少军统的内幕。到了八十年代世道不那么封闭，见我对历史有兴趣，偶尔也会捡不要命的当年轶事给我讲一些。当时大家心目中的军统是典型狗腿子的形象，凶恶残暴，所以听到戴笠谈抗战时说“猪吃饱了等过年是等不来自由平等的”，或者戴笠为了不能入睡，骂特务大夫张简斋的安眠药是“江湖郎中金枪药”，感觉都十分新鲜。

有趣的是他却没有和我提过“沈之岳”这个名字。后来看沈醉公开出版的文章，里面多次提到沈之岳，和他颇有私交，甚至还大有不管俩人老家根本不在一地乱拉同宗的意思。由此估计我这位长辈不和我谈沈之岳，并不是沈醉先生没提到他，而是因为此人当时依然是“台湾国民党特务头子”，怕对我说多了萨年轻把握不住分寸，惹不必要的麻烦。

但是这引发了我对国共特工史的好奇。有一次，在一位老先生那里看到有本《熊向晖传奇》，就向老先生借来看，同时说了些沈醉先生传来的轶事，最后借沈先生的说法总结说，军统这个组织，对付军阀政客是第一流的，但是对付共产党，是比较外行的。

我忘了老先生是搞了很多年党史的，这样的老先生别看文章都写得特有分寸，实际上思想很开放，盖因为他们接触的都是未经粉饰的原始材料，而且搞研究的两边的材料都能看到，对历史的认识最为真实。老先生自己说，这就象古代哪怕是贤臣良将，都会对皇帝产生半是神明的敬畏，而伺候皇上起居的太监却最明白他一天也不过是吃喝拉撒睡，大活人而已。

自古太监多专权，全不把天命什么的放在眼里，大体这也是一个原因。

老先生听了萨的看法，讲这个不对，军统当年也很厉害的，我们能派熊向晖打进胡宗南身边去，他们也能派人打进延安来。

军统里头谁这么厉害？能打进延安来？

比如，赖国民，drhsr亲口称作“赖同志”的，在八路军军法部作到科长；沈之岳，现在国民党的国策顾问，三八年混进延安，第二年入党，要算党龄，比今天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长。

特别是沈之岳，这个人在延安还被认为很出色，以至于到他顺利返回国民党那边，这边还一直以为他是“叛徒”，没认清他实际上是派遣进来的军统特务。还是你说的沈醉这批人被俘或者起义以后，才弄明白他进延安之前就是军统的人，是带着刺杀drhsr的任务来的。从这个任务来说，沈显然是失败的，但从他能够在延安隐蔽自己，说明这个特务还是很厉害的。

就这样对“沈之岳”这个名字产生了印象。

后来看了更多的材料，才知道老先生说的并不夸张，沈之岳在延安何止是“隐蔽自己”，他使用化名沈辉，不但坦然通过了严格的政治审查，进入抗大学习，而且还是优秀学员。

这就是台湾有说法讲沈之岳是“罗瑞卿的得意门徒”，因为罗瑞卿是当时抗日军政大学的校长。实际上现有文献中并无罗瑞卿对沈之岳如何器重的纪录，倒是当时另一个中央领导对沈之岳印象很好，这个人就是中央社会部负责人康生。康生曾在抗大当着罗校长的面表扬沈之岳，认为他任劳任怨，艰苦朴素，是国统区来延安青年的表率。

康生是谁？斯诺在文章中曾说共产党有两大“特务头子”，一个是邓发，另一个就是康生。无论康生晚节如何，此人的多疑，警惕是历史上有名的，居然能瞒过他的眼睛，沈之岳实在是有两下子。

大约是康生的赏识起了作用，沈之岳在抗大入党，毕业后分配到中央机关担任收发工作。这段经历被国民党方面神化，称沈之岳当时作到了“drhsr的秘书”。这种说法殊不可信，因为一来drhsr的秘书史有名载，无论当时的记录还是后来的史料，都没有沈之岳的名字，当时保留下来的中央机关人员照片上，也没有找到沈之岳的影子。事实上，沈后被派往浙江敌后工作，沈在途中金蝉脱壳，曾用化名“李国栋”到汉中与军统干将程慕颐会面，时在1939年秋。所以，他在中央机关的工作时间应该很短，也是无缘深入的。

不过，他在这个阶段确曾经和不少后来的中共名人关系不错，其中包括胡耀邦，据说沈晚年和大陆联系，乃至赴大陆“就医”，都与胡有关联。台湾方面出于宣传目的，曾说沈之岳给胡耀邦担任过文化教员。这就有点儿说过头话了，因为胡耀邦参军之前是中学生，当时在中国社会当之无愧属于知识分子，且早就有好学之名，哪里还需要文化教员？倒是沈之岳自己比较坦诚，说他和胡耀邦的交往中，是给胡提供了不少上海等大城市的社会情况和海派知识，这个是胡原来所不了解的。

前几天要写沈之岳，想起这段回忆来，和老先生联系，才知道老人家已经退休了，耳朵有些背，但是头脑依然清晰。

“沈之岳幸好是被揭出来是军统特务啊。”老先生说的观点很怪。

原来，1963年沈之岳在澳门设立特务机关，对大陆进行袭扰，情报活动，并试图刺杀大陆当时的国家首脑drhsr。由于消息泄漏，公安部长王芳披露当时曾有机会通过澳门警方生擒沈之岳回大陆，但最终没有这样做（当然这只是机会，没有必抓的把握）。假如沈之岳真的是从延安投入国民党的“叛徒”，恐怕对他不会这样客气。共产党对“叛徒”下手从来不留情，解放前对沈之岳一直是必欲杀之而后快。但假如象沈醉等供认的，沈之岳原来就是军统特务，则属于各为其主，就没有必要这样严厉了。共产党的传统做法，敌人不但是要消灭的目标，还是要争取的目标，叛徒，则只有消灭一途。

有趣的是，按照老先生说法，沈之岳虽然被证明了是派进延安的军统特务，但由于他隐蔽太好，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对他的履历始终不得而知，竟然依然沿用他自己在延安的说法，称其为中央大学的学生出身。

沈之岳的老底，直到八十年代早期，一份来自台湾的文献才将其揭开。这份文件是一个国民党官员在老同学聚会后写的感言，基本说清了沈的来历。

这个人，就是沈之岳在“中央警校”的同学，王鲁翘。

其实，王鲁翘也是个传奇人物，其人生之精彩，不亚于沈之岳。

王鲁翘能够把这件事写成文章，也有点儿特别，因为他怎么看怎么不是个写东西的人。

王鲁翘祖籍山东，他也是作为奇才异能之士被戴笠送进浙警校的，其特长是一手超凡入圣的枪法。王在军统中用的双枪都不带准星，借以炫耀其枪法之好，以此多年担任戴笠的贴身保镖。对枪不带准星这件事的真实性我曾问之军中人物，答曰这是可以相信的，因为手枪射程近，如果是子弹喂出来的老手射击全凭感觉，那是真正的神枪手。用准星瞄准就落了下乘。王鲁翘在台湾作到台北市警察局长，民间称其为“山东大汉”，既是佩服他刚正不阿，敢于除恶，也是说他举止粗豪，武人气息浓厚。

王的确有类似韩复渠的故事传世，他在台北市警察局长任上功绩卓著，于是上峰计划提升他为“全国警察技术总监”，简称“技监”。不料王死活不干，找到上级发牢骚，说我老王一生豪横，这干来干去的干成了“鸡奸”,可怎么见人？！

实际上王也有另外一面，台北警方最初引进现代刑侦技术和观念，就是他在瑠公圳分尸案中开始的。此案又名“一号凶宅案件”，发生在1961年，是因为少妇陈富妹被杀人分尸而轰动一时。由于当时新闻媒体争相追踪，这起案子连续五十二天都是新闻热点，甚至蒋介石都不时加以关注。此案牵连了抗战名将，空军高级指挥官柳哲生少将等人，加上新闻媒体炒作出十八套剧本，变得扑朔迷离，极难操作（陈富妹身份辨认清之前，警方抓到的嫌疑犯在审问中反问：“你说我杀人，那你告诉我我杀了谁好么？”，警方不能答。这些细节都被媒体随时跟踪）。然而王一方面顶住压力，一方面引入世界先进刑侦技术，最终以科学的手段确认杀人者为死者的丈夫，终于没有让警方成为笑料。可见，王不但胆大，而且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物。王写东西不多，可是写来就很有分量，他还写过军统局在河内追杀汪精卫的细节，这是对当年那次追杀活动的首次披露。

所说王鲁翘的一生传奇，不亚于沈之岳，因为他早年不但是戴笠的警卫员，而且先后两次作为暗杀行动的杀手出动，每次都是极为棘手的案子。

一刺王亚樵，二刺汪精卫。

王鲁翘随余乐醒等在河内刺杀汪精卫，担任第一枪手。由于汪临时更换房间，误中其副手，原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曾仲明，其过程已经多有报道，不必赘叙，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王没有用他习惯的无准星双枪，他刺汪用的手枪是法国志愿援华航空大队的曹师昂带到河内的左轮手枪。当时由于汪住处楼门封闭，执行暗杀任务的特务只能用斧头在房门上砍出一洞，王就是从这个小洞中迅速发现床下有人并连发三枪命中的。曾仲明被击中腹部，由于王的子弹弹头预先切成开花状并曾用大蒜汁浸泡，曾伤势极重，第二天毙命。

河内刺汪虽然误中副车，作为军统第一次在海外执行刺杀，其行动依然可圈可点。

刺王亚樵则时人所知不多，但过程更为惊险。

王鲁樵1936年11月随军统书记长吴赓恕至广西梧州暗杀王亚樵。王亚樵是民国著名的暗杀之王，上海斧头帮帮主，曾组织刺蒋，刺宋，刺汪精卫，刺重光葵，这是隐藏在广西继续反蒋活动。由于桂系出卖了王的行踪，军统又利用王手下大将余立奎的太太将他诱至自己住处 – 也就是王鲁翘等人布置的暗杀现场，王亚樵最终在梧州走到了他辉煌生涯的尽头。

一场特工群狼对暗杀之王的格斗开始了。

王亚樵是在推门的瞬间本能感觉出危险的，并立即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反应 – 不退反进，跳起撞入屋中与军统杀手缠成一团。这个举动让人大出意料，因为原来他们认为王已入死地，即便有察觉也会后退，吴赓恕率一半人马埋伏在屋外，只要王亚樵稍有异动，和屋里的王鲁翘等人就会同时开枪，用交叉弹幕将其击毙，等待他入室，不过是希望不用枪解决问题，减少惊动而已。

王亚樵反常的做法使特务们大吃一惊，室外的特务不及射击，由于王纵身而起，室内的特务仓促中也没有打中目标，唯一奏效的是有特务将石灰抛中王的面部，王顿时目不能视物。

跳入屋中的王亚樵在空中即连续开枪，子弹打光人也倒卧在地，顺势拔出匕首滚入桌下，与王鲁翘等人斗在一起。

事后多年，王鲁翘依然评价当时王亚樵的做法是最正确的。他的凶猛反击一时压制住了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军统特务，用匕首近身格斗使特务们因为怕误伤自己人而投鼠忌器，如果他留在后面接应的几名保镖能够及时赶来，大有翻本的可能。

不愧是暗杀之王阿。

遗憾的是王亚樵的保镖和他相比能力相差太大，毫无戒备，暗杀行动开始即被吴赓恕等人乱枪击毙，根本没能来接应他们的老大。

屋子里的格斗也最终结束，王亚樵虽然武艺高强，无奈寡不敌众，加上眼睛被迷住不能见物，在王鲁翘等人不顾自家死伤地猛击下身中四枪六刀，终于毙命。

以冷血杀手出身的王鲁翘，后来却能够在台湾警察局长的位置上干得有声有色，屡破大案，可算也是突破了自己的限界，完全转换了角色。

王鲁翘在1974年死于车祸（刚才提到的李士珍也遭遇车祸，台湾怎么这么多车祸，连警察局长都不免？），令人没想到的是，他的儿子后来凭借自己的干练和政绩，居然也作了台北警察局长，这就是今天的台北市警察局长王卓钧。

王卓钧能够做到这个位置，可不是依靠父荫，王鲁翘原来很不愿意自己的儿子继续干这一行，王卓钧的大哥就是当了大夫。但王卓钧自己对警察这个行当很有兴趣，老子也拦不住，只好随他去了。王卓钧在新竹破获台湾百年罕见的吴新华飞刀杀人狂魔集团而暂露头角，那起案子，小王一口气砍了四十四颗脑袋，可算大有父风。

按照台湾舆论说法，王卓钧为人也很有父风，不畏上，不看人，腰板硬，善破案。他最爱晚上到各派出所，和普通警察一起喝老人茶，吃汤面，聊聊他们的辛苦和需求。他把自己这些部下称为“八千五百子弟兵”。，偶尔还会陪要回家的警员喝一杯。如果要说他有什么个人爱好，就是到丹阳路的山东风味面馆，自顾自地吃家乡菜了。

或许，这是他父亲王鲁翘留下的传统吧。

忘记说，推荐王卓钧担任台北市警察局长的，就是马鹤龄，今天竞选台湾“总统”的马英九的父亲。

而马英九在自己的新书里，也有一段有趣的回忆，当年他参加过保钓的学生运动，还对着日本特使的汽车扔过鸡蛋。这段事情他几乎忘记了，几十年后，遇到沈之岳，沈却对他说为了这件事“以前我们对你有些误会”，马英九才骤然意识到自己可能曾经为此上了调查局的黑名单。

好，话题回到了沈之岳。。。

沈之岳这个人，堪称戴笠之后国民党特务系统的第二代谍王。

他年轻的时候是军统高手，曾打入延安试图刺杀drhsr，在延安他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作了康生的得意弟子。

他的伪装如此巧妙，以至于直到今天大陆官方对他的履历依然错误重重。

国民党全面崩溃败退台湾的时刻，他先是训练出了此后国民党二十年间的特务骨干，尔后转行有声有色地作了军政大员，还曾经化妆潜入大陆活动。

他为横行一时的中统送了终。

他被尊称为台湾“调查局之父”

他在澳门指挥刺杀drhsr，失败后全身而退。

他指挥过国民党特务在非洲抓捕叛徒。

他主持粉碎了在日本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让请勿讨论政治话题分子恨之入骨

他逮捕过李登辉

他迫降过辜宽敏

他审问过李璈，李璈反而写书夸他。

他晚年到大陆“治病”，据说drhsr胡耀邦亲往探视

他被怀疑为共产党在台湾至死未被发现的两大卧底之一。

他外貌和蔼可亲，却被形容作“人面兽心”

他善于理财却分文不取，一生两袖清风

他娶了出身伞兵飞虎部队背景的京剧名伶

。。。

抛开政治立场，一个人一生有这么多可以拍成电影的光晕，已经足可以称作传奇了。

这个人，就是有蓝色007美称的国民党王牌特工 – 沈之岳，按照台湾的新闻报道，就是他发展谢长廷进入调查局当“抓耙子”的。

“湘江计划”与沈之岳的真正任务

1963年11月，台湾国民党“九大”将召开，“国防部情报局”要求下属各机关不惜代价，务必做出成绩，向“九大”献礼。除爆破、纵火、下毒等外，还要千方百计暗杀大陆党、政、军负责人。（看来“献礼工程”不独我有，国民党也搞，不知道谁学谁？）

王芳在回忆录里说到：由于我们工作不断深化，掌握了“中二组”在香港密藏行动器材仓库的六个地方，为公安部提出的确保反敌特行动破坏彻底胜利作出贡献。

这六个仓库的作用就是“九大”献礼工程的武器保证，估计还有很多仓库没能掌握，否则这种武装骚扰活动，不会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其中有很多神神道道的事情，说出来能让人喷饭。(另文铺张武装特务潜入趣事）

一般性爆破、纵火、武装潜入等体力活动，不足以让沈之岳潜入“敌前指挥”，否则每年几十次行动，次次亲临一线，他不累死也给同行笑死。那么说明，他是另有重任。

翻阅已暴露粉碎的敌特活动记录，看看发生什么事情？

查询统计所知，1955-1963年被我公安机关破获的台特谋刺我领导人案件计有17起之多。真是主席说得好，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台特也当真背时到极点，17起刺杀活动，居然通通做了成功他妈。

屡次失败，逼得台湾情报机构负责人几近精神崩溃，对成功的渴望，都快赶上安利人了，奈何贼心不死，愈是失败，愈要策划规模更大、行动更诡秘、手段更恶劣的暗害活动。诚如蒋老先生所言“吾志所向、愈挫弥坚”，国民党搞暗杀，倒也例来有传统，从孙中山搞同盟会闹革命开始，就炸来炸去的，猛搞革命恐怖活动。

具体查询63年敌特被粉碎的阴谋活动，最显眼的就是“湘江计划”。1960年5月，总理访问高棉获得巨大成果，台湾方面分析，随着两国的关系密切，红色大陆要在东南亚实现外交突围，打破美帝的地缘战略围堵，两国领导人肯定互有来往。于是制定“秋风计划”（失密后改称为“湘江计划”），准备在高棉安插、发展潜伏人员，伺机刺杀访问的大陆领导人，前后蓄谋筹划三年之久，够老谋深算的。

1961年9月，台湾在我外交公报中得知，drhsr主席可能在1963年访问高棉。10月当即派遣上校特务张霈芝到西贡，向南越第三工作指导站传达策划方案，并着手组建“高棉组”。（于1962年2月1日成立）

1963年3月13日，随着drhsr主席访问高棉的5月1日逼近，南越第三工作指导站站长廖时亮将“高棉组”张霈芝等主要成员召至西贡，进行布置分工。4月4日廖时亮亲自到柬埔寨踩点，勘察金边机场和车队路线后，即经香港去台湾汇报刺杀方案。

而我方很早就有情报显示敌人“秋风计划”的阴谋，从沈之岳潜入澳门，廖时亮飞经香港到台湾，到行动特工张运昌去印尼旅游，特情室徐仁俊经香港到缅甸做生意，蔡定中窜到香港。（蔡定中是谁？台湾军事情报局技术总队人员，克什米尔公主号炸弹就是这人制作的，梳爬资料时，意外发现此人曾在印度出现，其时正训练流亡藏人的反共游击队。）

短时间内一系列敌特人员的异动，我方情报机关也嗅出了不寻常的味道。

相应布置很快落实，3月17日，公安部指示一局（政治保卫局）驻华南机构，全面搜集台特在印尼、泰国、缅甸和南越的活动情报、转款情况和可疑行动。4月2 日，公安部再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所属有关单位、及特情关系抓紧了解港澳和有关地区的美蒋特务情况，了解行动特务和骨干特务的行踪、爆破器材储藏情况以及向印尼、缅甸、柬埔寨和南越等地输送特务、转运器材的情况。

由此可见对敌特“湘江计划”的情报需求相当急迫。

按道理，肩负指挥重任沈之岳既然靠前指挥，应该到香港这个信息和交通枢纽，毕竟敌特人员器材往返经过地点是香港而非澳门，各方面资源配备香港也远胜澳门。可反过来看，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又加上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之争、意识形态之争──香港成为冷战两个集团交锋的主要前沿阵地之一，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地理位置，两岸的情报系统都把香港当作自己执行特别行动的跳板和据点，香港简直就是国共双方情报集市，大家都往这赶集。据资料显示，台湾的间谍机构，在香港有近二十个，加上外围人员，敌我之间的工作人员，多得估计往香港大街上随便一砖头砸下去，没准砸死那个就是特工。

沈之岳此行确实不宜在人多眼杂的香港出没，尤其在这非常时刻，万一露了脸给盯上，任务因此失败，对他来说，绝对是阴沟翻船。而躲到相对人少街静的澳门，就成为最好的选择。而且，从灯下黑的角度说，他估计我们也想不到他会躲到澳门，他那知道这回真的是躲鬼躲进城隍庙了！

当然可以反驳，在无线密电的通讯下，沈之岳在港澳指挥行动，和身在台湾指挥没什么区别。

　　区别当然有，而且还很大，交通的相对便捷和信息传递的保密性就是理由。沈之岳潜入澳门时间已是计划实施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廖时亮发往台湾密电就被我截获，并派廖的把兄弟带凌云（前安全部长，时任公安部一局局长）警告信在香港启德机场截住廖，对其进行警告。廖敷衍推脱他无法掌握全盘计划，不能保证其他方面行动。（现在回看他说的也是实情）

　　台特方面这个时候连高级特工的行踪都被掌握了，才惊觉无线密电或被破译。廖时亮回台向叶翔之请示方案，确定将失密的“秋风计划”计划改为“湘江计划”，并启用人力密信联络方式。还有一种可怕的设想，我们内部，也有敌人潜伏的高级特务，用电台传递情报可能失密的情况下，人力交通便成为最好的选择，沈之岳潜入港澳，未必不是缩短我方情报转递的距离和时间，我以为这个理由最为成立。

幸亏情报部门在高棉工作得力，掌握了台湾情报局在南越的第三指挥站和台湾情报局本部之间的联系信件，反用了他们一个交通员。拿到了密信，但没有办法破译，公安部赶紧4月22日派了一个破译密码的技术专家姚良骏去，姚良骏闷在大使馆一间房子里，冒着很高温，七天七夜连续工作，最后硬是把密信内容破译出来了。 28、29、30三天之内，参予行动的台湾特工，一共抓了一百多个。

这七天七夜里我方情报主管心急如焚，做了两手准备，打算万一破译不出，就动手将沈之岳从澳门绑回大陆审讯，逼其交代“湘江计划”行动细节。可不是王方部长回忆录所言，抓他是纯粹是为了“给蒋介石父子以颜色看看”。（老头子在放烟雾弹）而且，抓了沈之岳，有几种后果。

1、台湾方面也许忌惮机密泄露而终止暗杀行动，但也有继续执行的可能。
2、更可怕的是我们审讯不出真实情况，以沈之岳这样狡猾多诈的老手，供词里设个陷阱和误导都不用打草稿，瞎话张嘴就来，等印证清楚明白，时间也耽误了。所以不惊动他，也有现实考虑。
3、程一鸣时任情报局澳门站长，临时协助沈之岳工作，陷于情报工作的纪律，他不可能向上级沈之岳探听与他无关的行动详细计划。为什么我们死忍7天7夜，没一绳子把沈之岳捆回来，要知道沈绝对是情报金矿，可一旦弄回来，就变成死矿，挖完即止。我研判除了对姚良骏破译工作有信心外，还有掩护程一鸣的身份的考虑，程一鸣才是价值无法估量，可以不断再生的情报金矿。

原因是他不属于共产党的叛徒，胡扯了。情报工作，只看需要，管什么叛徒不叛徒？否则按萨苏兄的说法，怎么解释当时和沈之岳一起的程一鸣，程本身就是共产党早期“叛徒”，怎么可以一直呆在澳门10多年没事？（要知道程一鸣真实身份在我之前，还没真正有过论证。）当时滞留香港的还有张国焘、龚楚，从历史罪恶到社会影响，不知道比沈高了几个级别，而且他们也脱离了国民党控制，逮这些丧家犬不比逮沈之岳容易？可见另有原因。

由此可以推测出来，“秋风计划”的早期边缘情报，程一鸣肯定早已送出。
而且情报来源极有可能就来自廖时亮、张霈芝，这两个人受训时都是程一鸣的学生，“秋风计划”前后筹划三年，廖时亮、张霈芝作为主要执行者，多次往返西贡台北途经香港，无论是工作上的配合联系，还是作为学生，应该都没少拜见程，请老师出来喝喝茶，叙叙旧闲聊之下，透露一点行程任务，也很自然，何况程本来就是有心人。

程一鸣早就有过此类情报侦察行为，广州解放前夕程一鸣公开职务是伪广州卫戍司令部保防处处长，卫戍司令李及兰在特种会议上布置爆炸广州方案，没谈详情。程一鸣便约学生胡凌影在北京路太平馆吃饭套问任务，胡凌影负责具体执行广州大爆破计划，带回六个保密局的技术总队队员全是程在兰训班的学生，这帮鸟人从台湾闪回广州，第一件事情便是拥到程办公室拜见老师，请老师去吃生猛海鲜。（程没成功制止他们炸海珠桥，听说归队后也因此有点麻烦，挨了总理几句责问、、、、、、）
但认定“湘江计划”的失败全系于程一鸣送出情报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根据所搜资料显示，南越第三工作指导站本身也有我们的同志，另外还有代号P021、G105的同志，被反用的敌特交通员身份暴露后回到国内，安排在广州朝天路51号“艳芳照相馆”工作。（原址在中山五路）

程一鸣在粉碎“湘江计划”中的作用，就是最后一道不是必杀的杀手锏，当密信破译不了，估计程一鸣只能把沈之岳捆回来交差了。

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大多数隐蔽战线的战士都只能知晓他们手头的一些东西，一线的特工往往不能从全局上判断全盘局势，而双方的谍战往往表现为一个系统工程，一次任务、一个间谍、一项计划都有可能只是整个“棋局”中的一颗棋子，他们的背后是一整套强大的综合分析班子，把诸多情况汇集分析，从而粉碎敌人的阴谋。

以程在敌特中的地位，绝对是战略级间谍，不会轻易动用，大部分时候，应该都在冬眠状态。这类间谍不为某单一事件送出情报，只负责提供敌方相关纲领性文件、工作思维及政策。“湘江计划”事关国家领导人安危，事态重大紧急，在等待破译密信的阶段，显然情报部门受到极大的压力，急红了眼，指示他做一些绑票沈之岳的相应准备。这是令他最后暴露身份，跑路回来的原因。当然，这属于我个人的判断。

附带说一句，关于“湘江计划”的具体内容，网上多的是，按我研读，大都不靠谱，包括凌云写的《刘主席访问柬埔寨遇险的前后经过》，老特务头子谨慎习惯已经深入骨髓，说的东西云山雾罩，抓不着什么痕迹。外交部礼宾司前参赞马保奉说的那些，比较真实，别的人再写，当小说看看好了。

海峡两岸的情报对手，因各自的政治阵型，往往使尽浑身解数，以死相拼。但如果抛开政治背景，翻阅历史，在那些风雨如晦的大革命时代，在共抗外辱的苦战中，也曾有过兄弟一般的情谊，否则就不会有沈之岳晚年回到北京治病，并与高层相会甚欢的逸闻，也有传闻说他是苏志诚之前来探风的国共密使，为之后的“92/共识”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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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和张春桥是真正的叛徒，江青是被捕后叛变按白狗子的要求写了反省状才放出来的，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王洪文年纪太小，还来不及叛变，但此公是流氓无赖，陪主席接见外宾还要翘个二郎腿，主席对他十分不满，因为是张春桥大力推荐的，只能让他窝着。陈永贵是记名汉奸，按月定期向鬼子汇报情况。
康生是最难说的，江青是他推荐的，是个叛徒，康生没有任何战功，在整功臣方面，比谁都手狠，按康生自己的说法，有严重的“特嫌”。
61人叛党集团，按L的说法，是照D要求叛变的，但有多少先烈，就是因为不肯写反省状，最后英勇就义，那些写了反省状出来的真的安心吗？

关键字：间谍、主子、阵营、个人、利益、利用。

文章是楼主撰写的吗，几个月前的2009年的《凤凰周刊》登过这篇文章，与楼主的丝毫不差。谁是原创谁是抄袭呢？为了尊重原作者，至少应该注明出处。

瞎鸡八编吧

“一分抗X，两分对付XXX，七分发展壮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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